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餓死人的日本?

2011-01-25 | 陳樹鳴老師

在1980至2000年期間,香港總共有多少人餓死?

 

準確數據我不知道,因為根據衞生署的資料,死於饑渴或酷熱嚴寒的,總計只有八個,根本沒有專項是關於飢餓的。

 

那麼,跟香港一樣富裕的日本呢?

 

想起這個問題,是因為上星期,讀到一篇台灣報紙的報導,說大阪這個日本第二大城市有一對六十多歲的姐妹在家中餓死。

 

日本也有人餓死?這是一個例外吧?

 

原來根據《反貧困:逃出溜滑梯的社會》(早安財經,2010,台北),原來在20年前起,在日本一些較落後的地區,例如北九州,已經有餓死人的紀綠。2007年以前的10年,共有1,000名日本人死於飢餓。而根據其他的報導,真正讓日本國民承認貧富問題的事件,是2009年,一名三十九歲的國民在家中餓死,留下「誰來救我?」的字條。

 

我們根據學習過的經濟數字,我們會問,日本的堅尼系數豈不是很高?原來也不是,2002年,日本的堅尼系數是38.1(或0.381),相對香港2007年的55.3(或0.553)算低了。

 

既然日本富有,貧富懸殊亦不嚴重,為甚麼會人死於飢餓呢?

 

《反貧困》這本書想說明的,就是這個問題。原來跨代貧窮,缺乏有效的社會保障,僵化的官僚制度等等在香港也時有討論的情況,在日本也同樣發生。不過,由於日本曾長時間處於經濟衰退,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更嚴重。這又牽連到上次跟大家談過貧窮和公平的關係。

 

我們問,如果貧窮的意思是缺乏得到合理生活的能力的話,那麼怎樣的社會才算公平呢?

 

我們上次是說,運動員的能力可能不符合社會的要求,或者我們也可以說因此不能說社會不公平,只能為他們嘆句生不逢時。但在《反貧困》裏,作者湯淺誠說出了一個現象:原來社會制度和要求可以嚴峻到一個地步,使一個有工作能力的人陷入無法工作的陷阱裏。

 

書裏面有不少讓人痛心的例子,其中一個最容易理解的情況是這樣的:原來日本經過十年的經濟衰退之後,發展出一套外判業。書中的所謂「派遣公司」在全國徵集員工,派到全國不同地方的企業工作。由於他們名義上是受雇於「派遣公司」,而且並非長期留在同一個地方工作,他們很多是沒有長期地址的。然而,很多時候,競爭力較低的家庭無法長期接受派遣任務,因而流落在不同的地方。

 

當盤川用盡的時候,他們由宿舍搬到不同地方,有的成為流浪漢(就是大家在日劇裏經常看到的一類),有的流連網吧:不是為了打機,而是一方面在網上找工作(因為已經沒錢再買招聘雜誌,可參考小說《算計》),另一方面卻是為了找個二十四小時開放的地方落腳睡覺。

 

你會問,他們也有綜援吧?

 

當然有類似的制度,但因為沒有穩定地址,他們連申請的資格也沒有,而更麻煩的是,正因為日本科技先進,不少企業要求應聘人員要有一個長期的流動電話號碼(即不能即買即用,但價錢較平的電話卡)。這些其實有工作能力的人,卻由於窮得連手提電話也買不起,不獲聘用。而上文曾提及的三十九歲的日本人,死前十天曾申請社會救助,得到官員的回覆正是:「三十九歲的人,應該要找工作吧。」

 

如果我們驚訝於日本企業對流動電話的要求的話,我們更要學懂問的是:到底一個公平的「符合一般人能力」要求到底是甚麼?當我們想到貧窮問題的時候,我們一般只會談到個人能力(如「自我增值」、「教育」、「知識」)或者政府有沒有支援(如「綜援是否足夠」之類),我們很少問的是,到底社會經濟的制度是否對一般人公平?

 

例如,你怎樣看彌敦道那間國際聞名的繡花鞋老店,即使他們自願加租,業主也拒絕續約而要面臨倒閉呢?

 

又例如,即使香港還未有人餓死,但你又怎樣看為口奔馳,要獨留子女在家,卻被控「疏忽照顧」的人呢?

老師簡介
陳樹鳴老師

陳樹鳴老師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由新區新校做到舊區舊校,由舊學制教到新新學科。雜讀為尚,亂寫為樂。與友人策劃網上電台節目「三師會」推動本土文化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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