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輾轉反側三十年:一場記憶與遺忘的爭戰

2019-06-06 | 周子恩老師

每個到六四晚會現場的人,也許背後都各有原因,而我堅持每年到場觀察實況,並進行文字記錄和分析,只因我深信六四事件是香港人身分認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透過觀察與會人士的活動,我們大概可以得悉民情民意之流動及變化。

 

就今年晚會上觀察,參與者雖然以較年長的人士為主,但亦不乏年輕人,可見支聯會在傳承方面有一定進展;更值得留意的是,今年六四晚會出席人數是18萬,根據支聯會的統計,歷史上達到這數字只有三次:2012年(前特首梁振英上台)、2014年(雨傘運動)及2019年。

 

不少人認為,六四事件是一場記憶與遺忘的爭戰。隨着時間日久,人的記憶將會愈來愈模糊,再加上愈來愈多參與者及目擊者老去,甚至逝世,本來的社會集體共識將不復存在。情況即如中國人念茲在茲的日軍侵華,有親身經歷、受直接影響的上一輩當中,不少人到了今天仍然痛恨日本及其國民。反之,對於只從書本、歷史課或上一輩口耳相傳而得知侵華歷史的年輕一代,對日本的印象來自自身的生活體驗,包括赴日旅遊及其文化產業,自然會對日本的侵華歷史沒有太大感覺。

 

另一個六四事件可能隨着時間被遺忘的原因,是現時香港人口的組成。1989年香港的人口只有約569萬,單從數字上推論便估算到,差不多每個核心家庭,都有成員參與過當年支援北京學生的行動,但目前香港人口已超過700萬,當中有一眾1989年以後才出生的年輕人,對他們而言,當年港人引以自豪的百萬人民主大遊行或「民主歌聲獻中華」等,根本毫無認識或感情可言。另外,不少外來人口,包括大量來自內地,對當年六四事件一無所知,甚或接受了國內官方另一版本的解說的新移民。此消彼長下,所謂「香港人」對六四事件的集體意識,自然不如當年牢固。

 

與此同時,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六四相關資訊的來源問題。由於早年官方對六四事件一直採用迴避或冷處理的方式,重塑及推廣跟六四事件相關歷史的責任,自然就落入民間社會,當中尤以支援愛國民主運動委員會(支聯會)最為人所認識。同時,基於課程本身或政治正確的考慮,本地中小學早已放棄傳揚六四精神的教育功能,而有關的傳承工作,多年來亦只靠「支聯會」及其友好團體每年六四舉辦悼念活動苦苦支撐,再輔以部分傳媒就每年六四紀念活動所作的資料補充而已。

 

於是,近年有不少與主流支持當年北京學生運動不同,甚至相反的輿論和網上資訊出現。這些內容並非源自官方傳播出來的正規檔案,或學者的研究結果,配以大量未經核實的文字或相片,卻為讀者帶來前所未見又似是而非的分析角度。

 

值得擔心的是,不少曾經在本港親身經歷六四事件衝擊的人,反而成為這些資訊的擁躉和推手。就個人觀察所得,他們不僅在個人的網絡裡散佈這些資訊,更不時到不同傳媒平台或討論區留言,並以有關內容為論據。再加上一群一直以來就六四事件都採取親官方立場的人,他們兩者合流,形成了以支持當年學生運動的主流社會共識以外的一股聲音,而這種聲音,更反過來逐步影響傳統主流的六四論述。

 

結論:

適逢今年是六四事件30周年,特首林鄭月娥在前日(六月四日)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曾表示:「今天是很多人有回憶的日子」。問題是,那些回憶到底是從何而來?

 

對於群眾運動的意見,自由社會出現不同取態本來不足為奇,但到底這些價值轉向是源自個人的心態轉變,還是有人有意識地希望透過不同方式改變人的想法,值得大家研究。

 

本文只為拋磚引玉,還望專家學者就上述現象加以分析,並不吝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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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簡介
周子恩老師

周子恩老師

港大中文系畢業,中大文化研究碩士,浸大青年輔導學碩士,早年專研本地電影及現代文化理論,曾從事編譯工作。業餘從事文字創作,與友人策劃網上電台節目「三師會」推動本土文化教育工作,作品見於<信報>、<經濟日報>及香港獨立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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