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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藥神》為何是藥物專利權的絕佳教材?

2019-02-13 | 黃書熙老師

不知道老師們在教授「公共衞生」單元中「藥物專利權」時,會否發現這概念與我們現實生活有點距離,即是較「離地」?在通識教學時,往往要訴諸於第三世界的某國或村落因為專利權而買不起貴藥的經歷,嘗試讓學生代入理解這概念背後的爭議;但單純講述專利權的理論,卻又流於依書直說的沉悶。早前在港上映的內地電影《我不是藥神》就成為了絕佳教材,讓老師能「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

 

1. 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在提升學習興趣方面,這齣電影是具觀賞價值的國產小品,更榮獲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故事講述由內地著名諧星徐崢 (註) 飾演的一位賣印度神油的小店老闆,因緣際會下成功從印度走私了一種治療慢性白血病的仿製藥(generic drugs)入內地,並以低價賣給病人,引起大藥廠報案而遭公安追捕。電影故事由不同的社會小人物堆砌而成,有擔當病人代表的舞廳小姐,操流利英語的教會神父,到城市生活的農民工青年等,雖然片長2小時,但在適量安排下,2-3個課節間播放也能給學生轉換學習模式,有效提升學習興趣。


2. 滿足恆常課程內容教學


在課程內容上,此片探討的是中國貧窮老百姓買不起貴價進口藥的社會現象。在通識課程中,要教授藥物專利權相關的議題時,我們需要了解藥物專利權設立的目的:保障研發藥物配方的知識產權避免被其他藥廠抄襲,讓藥廠壟斷藥物銷售而賺取可觀利潤,以鼓勵它們繼續投資研究藥物,同時能確保生產的藥物質素功效與安全性。專利權可謂維持了整個藥物生產巨輪的暢順運作,這都是學生需要瞭解的硬資訊。

 

然而,這齣電影亦較為微觀地探討了藥物專利權的負面影響:藥物專利權維持藥廠利益,背後對發展中國家社會層面的實際影響。坊間很多教科書均喜歡引用南非政府被各國39間藥廠共同起訴的案例,期間令南非愛滋病人無法接受便宜藥物治療而大量死亡。《我》正是改編自中國2015年發生的「陸勇案」。電影提供了中國場景的事例,描繪出無數病人因吃不起標靶藥而因病致貧,甚至致死的實況。電影中的藥廠諾瓦公司正是影射現實中的瑞士某大藥廠,而仿製藥的來源地印度本身亦佔了全球仿製藥市場出口量的五分之一。戲中印度政府因受到藥廠壓力而要停止該種仿製藥的生產,與現實中印度政府面對西方藥物巨頭施壓,要求延長不同藥物專利權年限的情況相似。這齣雖然不是「紀錄片」,卻也切合課程內容,讓學生更深刻理解藥物專利權的負面影響。

 

3. 進行價值教育

 

最後是在價值教育層面,亦是教學上的一個難點,因為我們既不應以權威灌輸特定的一套給年輕人,但又希望他們能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多元的價值觀使通識老師難以教授,彷彿只需要讓學生知道凡事有正反利弊,有多角度思維便足夠。又或在眾多議題中發現,價值觀之間難以判別優劣,所以我們只需要尊重與包容即可。但其實面對通識科這麼多難以達成持份者共識的議題時,老師更加不能避開去教、去討論,或去點撥學生的迷思。

 

根據通識課程指引,六大單元各自有需要培養的價值觀,當中「公共衞生」單元裡,牽涉最多的便是道德考量。《我》電影中不乏道德考量的情節:警察為了守護「正義」而不停追尋販賣假藥的幕後黑手,到頭來發現真兇並沒有牟利,也不是買假藥;如果抓了他,便會使萬千病人失去取得便宜藥物的來源。當中最震撼的台詞,莫過於一名老婦懇求警官時的說辭:「為了買藥,房子沒了,家人也拖垮了,誰家還沒病人,你能保證一輩子不生病嗎?我不想死,我想活着。」後來警官猶豫時,被上司責罵了一句:「法大於情的事,你還少見麼?」這一幕呈現了道德選擇的兩難困境;而主角走私仿製藥的行為本身是否正確也值得討論;教師正好可以結合「人權」、「公義」、「法治」等作價值教育,透過電影引領學生學習和思考。


註:

徐崢憑電影《我》榮獲金馬獎最佳男主角,他的另一電影《人在囧途》亦是教授「現代中國」單元中「城鄉差距」的良好教材。

老師簡介
黃書熙老師

黃書熙老師

將軍澳香島中學

大學主修亞洲研究,在校任教通識教育科與統籌德育及公民教育工作,以虛懷若谷的態度思考社會通識時事。閒時愛好遊走於山野,鍾情足球運動。 深信教育正是以「生命影響生命」的工作,透過言行身教將知識與價值傳承至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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