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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與國家認同

2017-05-08 | 學者文稿

韓孝榮 (嶺南大學歷史系教授)

近年,我斷斷續續做過一些有關越南北方華僑歷史的研究,在尋找資料的過程中,有幸結識了不少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從越南北方回到中國的華僑。這些華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他們都具有強烈的中國人意識。他們有的已經是第三代、第四代,甚至第五代華僑,在越南出生和長大,被迫離開越南之前從來不曾到過中國,但卻都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不是越南人。
 

1955年,在中國政府宣布不承認雙重國籍之後,中越兩國領導人決定要通過教育,讓這些越南華僑逐漸自願放棄中國國籍,變成越南公民。但這個協議達成後,卻不敢向華僑宣揚,因為政府方面很清楚這是一個不受華僑歡迎的決定。後來越南政府實行的每一項促進華僑越南化的政策,都受到一些華僑的抵制。等到中越兩國關係惡化,華僑們不得不決定是留在越南還是遷回中國的時候,大多數越南北方華僑都選擇移居中國。當年一共有近三十萬北越華僑回到中國,也有一些人直接或經過中國移往其他國家。這些移居其他國家的北越華僑,很多已經取得移居國家的國籍,但只要讀一讀他們在網上發表的詩文,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們雖然拿著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的護照,但內心依然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
 

這一群在國外生長卻強烈認同中國的華僑,與近年來在香港出現的一些在香港生長卻視中國為外國的人們,形成鮮明的對比。這個自外於中國的群體究竟佔香港人口的多大比例可能沒有人能說得清,但一般的印象是,這類人以年輕人居多。這些年輕人不論是生在九七之前或後,應該都是在回歸之後的香港長大成人的。也就是說,從法律上說,他們自幼就是中國公民,但在心理上卻以做中國人為恥。

一群本來很有理由成為外國人的華僑強烈地堅守自己的中國人身份,而另一群本來就是中國人的卻拒絕做中國人。這種看似很不正常的反差,其實並不是想像的那般不正常,因為這種反差並非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在對兩個群體都做了一點了解後,我曾經羅列出下面一些理由來試圖解釋這種反差。
 

其一,越南華僑長期生活在法屬越南,法國殖民政府為了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希望越南的華人和越南人永遠不要融合,就採取了一些旨在分離華人和越南人的政策,這在客觀上有助越南華人保持中國人認同;香港做了一百多年的英國殖民地,而英國人為了管治的方便,在1949年之後也希望能把香港的中國人與其他地方,特別是中國内地的中國人分開。香港人認同的最初形成,應該是與英國人的管治手段密不可分的。

其二,冷戰時期,北越與中國是「同志加兄弟」的同盟,在政治上同屬共產陣營,北越華僑與中國在政治上沒有隔閡;香港社會則由反共一方主導,「反共」成為一些香港人不願認同中國的理由之一。

其三,由於歷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越南華人相對於越南人有一種優越感,因此不願意完全融入越南社會;在香港人意識形成之後,某些香港人也因爲經濟差距等原因而產生了一種相對於大陸人的優越感,並因此希望保持雙方之間的界限和距離。
 

其四,北越華人長期生活在戰亂之中,很羨慕中國的安寧,並想象著回到中國後可以享受更富足的生活,心中便懷抱著對中國的嚮往,而部分香港人則認為大陸許多方面都不如香港,並因此覺得大陸不但不值得親近,而且應該敬而遠之,或是避之唯恐不及。

其他的理由還有許多,而教育應該亦是比較重要的一項。北越華僑中的精英分子是華僑學校的畢業生。這些華僑中的知識分子是中國人意識最堅定的維護者,而這個群體的中國人意識之所以那麼強烈,顯然與他們所受的教育有關。1954年越南北方獨立後,基於中越兩國的友好關係,北越政府不但允許華僑建設華僑學校,還要求中國政府幫助管理這些學校,並提供各種資助。有些華僑學校的校長和老師是由中國政府派來的,學生用的教材來自中國,部分復校或建校的經費也來自中國。一位當年的華僑學校學生曾經回憶道:「從老師那裏,我第一次知道祖國首都北京,第一次知道世界五大洲四大洋,第一次知道中國工農紅軍和兩萬五千里長征;從老師那裏,我第一次聽到屈原投江、岳飛冤死、劉永福打番鬼的歷史故事,第一次聽到『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經典詩句……」 這樣的教育,不論對於身處異國的華僑是否完全合適,但應該是強化這群華僑子弟中國人意識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些北越華僑知識分子大都只上過中學或是中等專業學校,而沒有上過大學,但他們的中文水平遠遠超過現在的許多大學畢業生。他們當中許多都會講多種語言。一般第一語言是廣東話或客家話,越南話水平則因人而異,普通話是在學校學來的第二語言,或是第三語言,但他們的普通話都非常流利,説明只要環境適宜,教育得當,順利掌握兩語或三語完全不成問題,而且學會第三語言並不等於放棄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

上世紀六十年代以後,越南政府逐漸意識到華僑學校對於保持和強化中國人意識的重要性。急於把華僑變成越南公民的越南領導人便發動了對華僑教育的改革,主要是要求在教材中增加有關越南的內容,加強越南語教學,後來又強迫華僑學校招收越南學生,最後連學校的名字也被更換。一位當年的華僑學校老師曾經提到,第一次給學生讀「我們富饒而美麗的祖國越南」時,內心裏很有抵觸情緒,但華僑最終不得不接受這種改革,而改革的結果就是: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華僑學校就不復存在了。那些當年選擇留在越南的華僑,他們的子弟就只能上越南的學校;今天這些子弟雖然還是華人,但他們的越南人意識可能比中國人意識更加強烈。

雖然我們很難確定教育對於每個人國家認同的影響到底能夠達到百分之幾,但不論是前輩越南華僑保持著中國人意識,還是今日越南華人減弱了中國人意識,都應該與他們所受的教育有關。反觀香港,我們教育制度的某些特點可能是某些年輕人國家認同淡薄甚至缺失的原因之一。香港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個因為畏懼「被洗腦」而拒絕國民教育的地方,以至於「國民教育」幾乎成為一個貶義詞。香港的高中生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會修讀自己國家的歷史,比率應該比大部份地區低。香港的中小學也很少教授中國和世界的人文地理,以至於連我們一些大學生的地理知識也相當貧乏。語言教學方面,雖然年輕人的普通話水平已有顯著進步,但「英語是高等語言,普通話是低等語言」的意識在某些群體中依然流行,這在我們的教育制度中也有所反映。香港應該也是世界上少有的一個在學習和使用本國官方語言方面會引起政治爭議的地方。

國家認同並非對於每個人都同等重要。對於那些只在意個人生活是否幸福,而不怎麽關注自己到底屬於哪個國家的人們來說,國家認同方面的困惑並不會為個人生活帶來嚴重影響,但對於哪些政治意識很強,一定要認同一個國家的人們來說,同樣的困惑可能會造成終身痛苦。一個遭受著這種痛苦的香港年輕人,可能會有兩種出路。一是爭取讓香港脫離中國;二是移民到一個自己嚮往和認同的國家。但這兩條出路可能並不能帶來迅速的解脫或解放。讓香港與中國分離十分不可能;移民相對容易,但有時移民也會帶來新的痛苦,因為你可能會發現,你一直嚮往的那個國家其實沒有你想像的那麽好,或是那個國家真的很好,你也很願意全身心地融入那個社會,卻發現自己不能被完全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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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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