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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道德恐慌」看青少年問題

2016-10-20 | 簡永東老師

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很容易從大眾媒體中獲取各式各樣的資訊。而在接收資訊的過程中,師生都會找尋持不同立場的傳媒機構,多角度地鋪陳不同持分者的觀點,再加以整合、梳理和判斷。可是,對於某些議題,不同傳媒機構可能會有相同的立場、想法及價值觀,並在新聞報道中滲透某種信息,繼而影響整個社會的意識形態。


傳媒左右社會的意識形態


社會學中,個人所擁有的知識是在社會文化的環境下建構的,因此我們所建構的知識,亦與社會文化息息相關。傳媒在知識建構的過程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例如對資訊進行篩選,並選擇性地展示和演繹相關資訊,從而影響著整個社會知識建構的過程。為了吸引讀者的眼球,媒體更多以煽情角度出發,導致「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的現象。更甚的是,媒體或會不成比例地放大現實情況,造成道德恐慌(moral panic),以達到某種目的。在這個背景下,我們定必要理解何謂「道德恐慌」,並嘗試了解媒體報道與實際情況的落差,才能更立體地看清問題的本質,體現批判性思考能力。


何謂「道德恐慌」?


「道德恐慌」一詞由社會學家史丹利‧柯恩(Stanley Cohen)在1972年提出,意即媒體投放過量的注視在某一邊緣群體(marginalized group),因而造成社會上一種突如其來而過分的惶恐,促使政府或社會付出額外的心力來維護社會秩序。公眾的擔憂和政府的介入往往遠超於這些邊緣群體對社會所帶來的客觀影響。根據史丹利‧柯恩的定義,道德恐慌一般有以下特徵:


•    視一個群體或狀況為對既有社會價值和整體利益構成具威脅性的「公害」(folk devils),如1960年代的「阿飛」和近年的「憤青」、「廢青」之類;
•    將某一群體的行為所帶來的威脅典型化(stereotype),如在1960年代穿喇叭褲和鬆糕鞋就是「阿飛」、於近年擁有紋身的人就是「MK」等;
•    道德領袖(moral entrepreneur)如政客、利益團體代表及媒體編輯等將問題定性,並提出判斷事件的準則和解決方案;
•    重新釐定社會道德界線;
•    忽略事情背後一些更根本、更值得了解的結構因素;
•    多以青少年問題為關注點;
•    影響政府政策,強化固有的社會控制工具。


青少年成為道德恐慌對象


近年,參與社會運動的青少年往往成為建制中道德恐慌的對象。從2008年的「反國教風波」,到2014年的「雨傘運動」,再到今年本土派參選立法會選舉,青少年的行為一直備受傳媒關注,成為鎂光燈下的焦點。社會人士往往標籤他們為「廢青」、「憤青」或「搞事分子」,認為他們心中只有激憤,缺乏理性,造成社會分化,及阻礙本港經濟發展。一些道德領袖更嘗試以「世代論」或「上位論」來解釋他們參與社會抗爭的原因,並期望政府設立更多配套,以紓緩青少年向上流動的問題云云。由此可見,道德恐慌以不同形式出現,而社會經常因道德恐慌而過分針對相關的群體,反而忽視了導致他們出現的根本因素。


上星期,各大小傳媒報道了立法會個別青年議員在宣誓就職讀出英文誓詞時,懷疑使用辱華字眼的新聞,同學不妨嘗試從道德恐慌的角度探討,認真地檢視整件事情中,媒體如何闡述事情、不符比例地放大了哪些面向、社會人士又如何擔當道德領袖等等。筆者相信在檢視過程中,同學會有所得著。

 


延伸閱讀:
Stanley Cohen(1972): Folk Devils and Moral Panics.
 

老師簡介
簡永東老師

簡永東老師

炮台山循道衛理中學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系碩士,現職中學通識科教師。

熱愛執教通識,期望學生能透過這學科培養獨立思考,深入剖析社會現象,從而理性地作出抉擇,共建美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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