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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天津大爆炸反思新聞自由的可貴

2015-09-04 | 程偉豪老師

天津濱海新區高危險化學品爆炸案發生近一個月。雖然國內的媒體對有關報道已經消聲匿跡,但是國際媒體對此的關注絲毫沒有減弱。尤其是有關爆炸案的實際死亡人數 (官方公佈的死傷數字為129人死亡,35人失蹤,700多人受傷),以至涉事企業的控股股東身份,及其如何得到危險品倉庫的經營權等,諸多疑團仍未解開。大眾傳媒仍然對這些疑團充滿好奇的同時,卻又無從得知真相。

 

有媒體慨嘆天津爆炸案正好是災難政治學的一場血淋淋的教訓。這除了反映在政府「優先發展」的思想主導下,居民對化工產業風險無知也沒有發言權外,也顯示了在威權體制下,原來政府可以為保形象,封鎖資訊、控制媒體、壓低傷亡人數與受災損失的估計,甚至置公民生命保障及民眾知情權於不顧。這是多麼諷刺與可悲的事!

 

作為中國人一份子,筆者也深盼內地政府能盡早改變其災難處理的手法,以至讓事件的死亡人數減至最低。但另一方面,事件亦令我反思到內地對新聞自由的踐踏,以及社會擁有高度新聞自由的重要性。

 

畢竟筆者自小出生於香港這片福地,常把新聞自由視為理所當然,卻忽略了擁有這核心價值的可貴之處。事實上,高度的新聞自由可以擔當著監察政府和社會的功能。媒體可透過報道並揭露政府的錯誤或醜聞,質疑政府的決策,這除了可以暴露社會不公平的現象,更可減低官員濫用權力或行政失當的機會。就以今次爆炸事件為例,有傳媒披露指出,今次出事的瑞海國際物流公司的背後大老闆,其實是國企離職高層和官二代。公司成立不久就獲准經營危險化學品,而且在此之前,更曾在沒有政府部門過問下有八個月無牌經營。究竟當中是否存在官商勾結以及貪污受賄情況,確實有待中央政府深入調查並作出解釋。但無論如何,大眾傳媒的出現,能發揮第四權角色,透過揭露政府的錯誤或醜聞而更有效地監察政府,使政府官員不能出現濫權的情況。

 

此外,高度的新聞自由亦可讓公眾明白相關社會問題的嚴重性,從而喚起市民對個別議題的關注。天津大爆炸發生後,傳媒其後於爆炸區附近發現大量死魚,而且亦拍攝到區內植物極速凋謝。事件令社會關注到爆炸案發地點所泄漏的黑煙及爆炸現場殘留的危險化學品會否含有有毒成份,以致對民眾健康構成的威脅。另一方面,也迫使政府必須要對外公開有關水質測試結果及空氣污染指數,以讓大眾得知相關健康安全資訊。由此可見,高度的新聞自由可動員社會大眾關注及參與改善生活素質的行動,而政府在回應事件時也會更謹慎。

 

最後,高度的新聞自由可加強政府政策的認受性。高度的新聞自由可為多元或反對意見提供更自由廣闊的平台,讓公眾可對公共政策作出討論,使政府在決策過程能平衡不同持分者利益,亦更具透明度。例如香港媒體製作的烽煙及論壇節目,便可讓市民有足夠途徑發表意見和反映訴求,而政府若能聽取並恰切回應他們的意見,亦可加強政策的認受性及增加政府管治威信。

 

總括而言,新聞自由是促進社會發展和保障個人權利的重要基石。惟願我們能繼續堅守並擁護這核心價值,也希望中央政府能早日減少對內地傳媒的操控,讓內地新聞工作者能有更多追求真理的空間。

老師簡介
程偉豪老師

程偉豪老師

路德會呂祥光中學

畢業於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系,教學轉眼十年,由數學科老師搖身一變成為通識科老師,深明教好通識科實非容易之事。

現仍繼續謙卑學習,與學生一同經歷、發掘和了解我們的社會,希望他們也能感受到學習通識科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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