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資訊 節目表 數碼視像館 相片集
主頁 通識教育 歷史 考察 價值教育 教育政策 文化藝術 生活 特輯 其他

香港的「本土」是甚麼?從國際與地緣政治分析香港的本土屬性

2015-05-11 | 學者文稿

陳偉信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講師)

 

人類學家A. D. Smith及社會學家Anthony Giddens在討論全球化對國家及社會的影響時曾提出,全球化及區域整合不一定為地球帶來地球村及世界公民的概念,反而因受到經濟、文化一體化衝擊而再現更強的民族主義 (nationalism) 或族群意識 (ethnic revival)︰在歐洲多個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如法國的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英國的英國獨立黨(UKIP),均打著本土主義的旗號獲得不少國民支持;在香港近年亦有「本土派」的出現,在整理香港殖民史及討論當下的解殖運動同時,要求不同程度的自主權,甚至出現「歸英」及「獨立建國」的運動綱領。

 

筆者無意介入香港獨立與否的爭議,畢竟這是政治層面的操作多於學術討論,但從國際政治及地緣視角思考香港由殖民地到回歸的一段歷史,當有助梳理「香港」是一個怎樣的概念,所謂的「本土」是一個怎樣的故事。誠如A. D. Smith所言,所謂的國族 (nation) 不過是一群人分享著他們身處的土地,共同建構著歷史記憶、大眾文化、經濟制度及法律權利,如何書寫這片土地及這些歷史文化符號才是建立國族的關鍵。

 

地緣歷史下的香港本土政治文化

對於書寫本土,不少人提出香港殖民時代所建立的價值是香港的「本土價值」,甚至將書寫香港殖民地時代的書籍視為「香港城邦」的史觀。但更為根本的問題,是香港這片「土地」的屬性與其背後的社會文化連結 – 即本「土」是甚麼?卻沒有人提出相關的討論。本人曾參與一個研討會,席間有人提出德語系的國家稱自己國家為fatherland,俄羅斯、希臘及印度則多以motherland來形容自己的國家,但中國及香港如何從語言上形容自身所屬的土地?例如去年新華網及人民網提出「祖國65周年華誕」,被內地網民非議為「去中國化」,並諷刺在國境內活到70多歲的老爺爺在1949年前是外國人。學術上,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較貼近Almond and Verba提出的「地域型政治文化」(parochial political culture),即沒有明確的政治角色觀念,也對中央政權體系沒有期望,反而訴諸地域及鄰里關係而非國家與公民關係。

 

然而,這種對土地的概念在香港並不完全適合。先不說社會學家如劉紹佳強調香港華人社會是功能家庭主義 (utilitarian familism) 主導的移民社會,或是以澳籍記者Richard Hughes的名言香港是「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borrowed place living on borrowed time),從地緣政治而言,主導香港社會的是「港口」(port) 而非「土地」(land)。兩者的不同在於港口文化必然涉及其連接的「內陸」(hinterland,或翻譯為「腹地」)及「外海」(foreland),並非單以所在土地單向地孕育出來。打個譬喻,筆者數年前到馬來西亞旅行,看到一間名為「旺角」的茶室,問到老闆,她說祖上是早年經香港來到馬來西亞的移民。當時香港作為港口的其中一個營商對象便是東南亞地區,透過物流及人物帶到東南亞,反而再現了香港某一段時空的歷史及文化脈絡。

 

由於港口的運作必然涉及「內陸」與「外海」,因此其衍生的文化必然是混雜而流動的。香港早年華人如盧亞貴、郭甘章及譚亞財等與英人合作,其原因既涉及中國漢代後,中原政權對沿海族群的壓迫,亦涉及英國在華南地區經濟考量及外交策略。但另一方面,新界士紳在殖民初期對港英政府的抗拒而衍生的「反英抗暴」也屬香港歷史的一部份。經濟及文化方面,華人買辦既與洋人貿易,也同時與中國商賈打交道,而以往所指香港特色文體的「三及第」,甚至混雜洋文的「四及第」,均反映著「香港」本身是流動而非固定的概念,當中亦必然涉及中國與西方關係的流動及轉變。從這個角度出發,「本土香港」不過是一個衍生自中國與西方關係的意識,而非由香港這片土地孕育的產物。

 

本土香港作為華洋關係的一面鏡象

因此,任何的香港本土概念,實際上為歷史洪流中某一段華洋關係的鏡象︰例如我們強調的香港公職人員廉潔奉公,不過是70年代開始的事,而當中根據呂大樂及李彭廣的分析,涉及倫敦政府如何以香港處理日後與中國關係的策略;提到香港是一個去政治化的社會,不過是因為北京希望借香港來逐步走向國際而將主權問題按下不表,西方社會則害怕香港政治化會喚醒香港華人的國族意識而向北京傾斜,因此戰後楊慕琦計劃 (The Young Plan) 才胎死腹中,直至中英談判日近才出現較大規模的政治改革。而香港殖民時期的經濟結構,更是直接反映香港作為國際關係下華洋貿易的鏡子︰由鴉片貿易到賣豬仔,從冷戰時的輕工業發展走到內地改革開放後廠商北移,最後香港「窮得只剩下金融及服務業」這個在近年華洋貿易中最重要的產業。

 

以英治時期的其一段歷史來等同「香港」,實際上是忽視建構「香港」背後的地緣及國際政治因素;以那特定華洋關係下所衍生的香港代表「香港」,亦漠視了「本土香港」實際上是一個混雜而流動的概念。事實上,要建立良好的「本土意識」,必然要面對不同鏡象的「香港」︰50、60年代的南洋華僑是否屬於「本土香港」的一部份?80年代後移民外國的華人又是否屬於「本土香港」的一部份?筆者旅居英國期間,曾訪問這些不同年代的香港人,感受到他們雖然人在異鄉,卻努力地維持著他們的香港想像。但這些想像,與今天在香港見到看到的,卻又是另一個光景。假如他們代表的不屬香港,那真正的「香港」又是誰來書寫呢?哲學家傅柯 (Michel Foucault) 的答案是權力,筆者的答案是生活態度 – 活出一個穿梭華洋社區,獨立於政治制度框架的國際人生。如果要多加一點的話,增加對所在及其他社會的人文關懷,「香港」自能活出其真正的港口價值,將最好的貨物及價值流到不同的土壤。

老師簡介
學者文稿

學者文稿

「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


老師其他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