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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本地農業的出路:評政府「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

2015-02-09 | 學者文稿

黃觀貴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地理系)

 

二十一世紀,大家需要一場新的「綠色革命」,把農業回到「人與自然」平衡的革命;透過審視人與家園的關係,相互協調使農作物可以生機勃勃地生長,生產出碩果累累的產品,提供健康及安全的食物,來滿足人類的糧食需要。 

 

本地農業歷史悠久,它曾經是香港最重要的產業之一。記得在九十年代中期,筆者接受香港電台電視部邀請,拍攝一輯有關新界東北海岸红石岩的「山水傳奇」專輯時,為了要拍攝印洲塘及黄竹角一帶的海岸地形,我們從舊啓德機場乘坐直升機前住新界東北一帶拍攝。途中除了可以欣賞到美麗的海岸地形及七彩繽紛的岩石外,更使我感到驚訝的是,從直升機上向下望,隱約可見八仙嶺及烏蛟騰山嶺之間,有前人開拓山坡種植的梯田遺蹟。可見,村民除了在地勢比較低平的三椏涌及荔枝窩等地建村從事耕作外,他們的耕種及活動範圍遍及山坡地帶,顯示當時農業活動是非常興盛。 

 

時移世易,隨着香港七十年代經濟起飛,本地農業日漸式微;香港已發展成為高度都市化的城市,並以金融及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政府以及不少港人認為城市發展是唯一出路,輕視鄉郊發展在促進香港永續發展的重要性,造成城鄉強弱懸殊的局面。近年,有關新界東北發展議題上,政府的取態仍然是鄉郊農業要為經濟發展作出讓步。這種城市發展的思維與世界城市發展潮流背道而馳,二十一世紀城市發展方向應是促進城鄉共融 (註1),「城市農業」的興起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隨著經濟結構轉變,香港的糧食政策變得愈來愈依賴進口食品供應,使本地生產的糧食比例不斷萎缩。政府不重視本土農業的發展,導致本地農業規模甚小,只能生產少量蔬菜、家禽和豬隻,供市民食用。根據漁農自然護理署進行的統計顯示,本港約有4,523公頃農地 (不包括魚塘),其中約729公頃的農業用地屬於常耕農地,而荒置農地則有約3,794公頃,香港極其珍貴的土地資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鑑於土地業權問題及農地大小的限制,政府又沒有清晰的農業發展政策,在經濟轉型的過程中,農民多不願意為農場作出長遠的投資,因而窒礙改善和引入多元化農場生產的機會。 

 

政府在去年(2014)十二月發表一份名為<新農業政策:本港農業的可持續發展>的諮詢文件,第三章裡詳细列舉本港農業持續發展的益處,包括促進食品供應多樣化,為年輕人提供發展事業機會,幫助食物供應鏈減少碳排放及鼓勵土地業權人利用農地進行生產、善用土地資源等。但是要獲得上述好處,先決條件是如何釋放大量荒置農地,使其重回農業生產的用途上。可是,文件中只提及政府有意撥出約80公頃土地設立「農業園」,作為本地農業生產基地,但並無提及3,794公頃荒置農地如何復耕的,許多人對政府容忍大量極富生產力的農地荒置,感到非常失望。 

 

有人擔心,政府拿出80公頃土地設立「農業園」,可能是為其它荒置農地改變用途鋪路。文件提及「農業園」是要租給有意從事農業生產人土,試用新的耕種方法進行商業生產,並推廣應用先進科技,鼓勵本地農場採用現代化和多元化的生產方法。這種工業化農業生產模式,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以賺取利潤為核心。可見政府的農業發展觀,與許多新一代農民的理念有很大落差。雖然政府考慮成立「農業持續發展基金」,提供財政支援以推動在農業生產應用科技的研究及開發、促進知識轉移、加強人才培訓、改善農業基建設施等。但基金數量有限,對推動本港農業只是杯水車薪。對於一些願意在港從事農業人士而言,他們所面對的問題不單是資金,而是尋找穩定和可靠的土地供應。目前的困局是「有地者不耕、想耕者無地」,而諮詢文件並無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 

 

近年,世界各地出現「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思潮,香港有不少人士受到有關思潮的影響,探求本港未來農業發展路向,亦有不少有識之士及年輕人,透過農業耕作的親身體驗,覓求生活的自主性 (註2)。新一代農民希望把農業作為他們生活的一部份,除了要賺錢維生之外,還會顧及人與自然的平衡、人際關係的建立及推動社區物質循環再用,減少對環境的傷害。他們以“共同福祉”為宗旨,不排斥“大”但“以小為美”,不“反對”現代農業,但要“超越”現代農業,把傳統、現代、後現代和當代現實作有機整合。 

 

後現代農業是一種永續的“健康農業",向人提供健康的食品、工作和農村生活。由於地理環境的局限,香港未來農業適宜小農耕作模式,建立「社區農場」(Community Farm)。但這與諮詢文件強調的「現代化」、「商業化」的農業生產模式有很大差異。社區農場的好處不能純粹從經濟效益來量度,小農耕作有利於人際關係的建立,亦可善用本土資源例如天氣、泥土、水源、太陽、風向等,及促進社區能源、物質作有機的融合,帶領社會走向永續,這是香港未來農業發展的出路。

 


城鄉共融:粉嶺馬寶寶社區農埸


蔬菜救命、地產攞命

 

事實上,香港已有不少有識之士,努力地用「新」思維,重拾舊有農業的可持續生產方式。他們極之希望政府能為香港制定一個全面農業政策,帶領社會邁向永續發展的方向。令人遺憾的是,從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政策措施,可見政府官員仍然受到傳統發展觀的束縛。民間團體對政府諮詢文件所提出的方案,例如「農業園」及「發展基金」不寄以期望,政府對農業的發展理念,明顯與民間的想法有極大落差。對一個長期忽視農業的政府而言,忽然在去年底推出「新農業政策」諮詢文件,使人不其然會聯想到政策背後有否隱藏著其他動機。本文的目的是要引起讀者們對有關問題的關注,及認真地去探討香港未來農業發展路向。 

 

最後,我借用美國著名「土地倫理」(Land Ethic)倡導者 Aldo Leopold (註3) 對土地倫理的觀點作總結:當我們只認為土地是屬於我們的 “商品” 時,我們必定會濫用它來賺取最大利益;只有當我們把土地視作整個 “社區” 重要資源時,我們才會用愛和尊重去善用它。

 


註:

1. Kriken, J.L. (2010) City Building: Nine Planning Principle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 蔡倩怡(2015) "一塊田,耕作出未來"City Magazine (號外) Issue 460 (January 2015) pp.84-86.

3. Aldo Leopold (1887–1948) in his book 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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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文稿」特邀多位大學學者出任嘉賓作者,就政治、經濟、宗教、環保、傳媒文化、社會現象、勞工福利、國際關係等主題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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