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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站在「抗命世代」的一方

2014-10-08 | 盧日高老師
俗語說:「政治一日都嫌長」。由9月22日大專生發起罷課開始,至筆者執筆之際短短兩星期,香港變化之大,已非任何人所能預料。雖然悲觀地看,今次學生和市民多日以來的公民抗命和佔領行動,似未能影響人大常委對2017年特首選舉的決定,亦未能讓任何一位問責官員道歉下台。但筆者仍然樂觀,畢竟警方噴射胡椒噴霧和發射催淚彈之後,新世代──筆者借用《紐約時報》的命名「抗命世代」──已經誕生,而時間是站在抗命世代的一方。

社會政治參與的方式往往受公民意識和政府回應互相影響。公民意識越強,參與的形式越多元;而政府沒有正面回應,則參與的程度會越強烈。近年,我們可以看見市民的社會政治參與的方式越見多元,而不論是公眾諮詢、上街遊行甚至公民抗命,都越來越多人參與,程度亦越來越強烈。

由1984年香港大學學生會去信中國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要求香港回歸後實行民主制度,到1986年兩次高山大會和1987年維園集會,要求1988年立法局議員由直選產生,確實香港人的民主道路已經行走了三十年。雖然90年代除了每年一度的六四晚會外,香港並不見大型社會運動,但種籽已經逐點播下。筆者尤記得就讀中一時,老師在周會上紀念六四,那次是一次政治啟蒙。

筆者第一次參加遊行示威,是2002年12月的反對基本法廿三條立法遊行,當時民陣號稱有六萬人參加,而像筆者仍是中學生的參與者只屬極少數。當其時,輿論傾向支持廿三條立法,香港市民對能否撤消立法普遍悲觀。但2003年七一大遊行一掃市民的悲觀情緒,五十萬人上街逼使香港政府撤消立法。雖然其後的七一遊行人數曾經減少,但一次又一次的和平示威已經成為香港人和平集會文化。

2006年保衛皇后碼頭事件將社會運動的議題拓展到政治制度以外的文化保育,讓香港人反思「經濟至上」的價值觀。2009年11月反高鐵撐菜園村的社會運動,更將社會政治參與的議題拓展到「生活方式」的爭議,那次運動催生了一個世代的誕生──「八十後」。筆者在自我介紹裡特別提及「八十後」,是因為這個名詞並非單純指1980年代出生的一群,更加特指一群因為反高鐵運動而公民意識覺醒的青年的身份認同。今年六月的反對新界東北發展的種種參與運動,可說是直接繼承反高鐵運動的精神。

2012年梁振英上台後,反對國民教育事件標誌中學生參與社會運動的時代開始,往後中學生的關注焦點亦由切身的教育議題延伸到政治制度議題。筆者在2014年9月26日晚參加中學生罷課的晚會,坐在台下聽一位中四學生在台上發言時十分感動,原來早慧的黃之峰並非個別人物,新一代的青少年關心社會的氣氛已經成形。

七一遊行一年又一年,香港市民逐漸感到不論多少人遊行都不能逼使政府正面回應市民爭取真正普選的訴求,民心思變。去年戴耀廷教授提出公民抗命「佔領中環」,起初沒有太多人響應,原計劃要有一萬人參與,後來連發起人都沒有信心完成。但經歷三次商討日、民間公投和2014年七一遊行後的佔中預演,一連串不同形式的社會政治參與早已形成力量強大的潛流。加上政府沒有正面回應市民的訴求,公民力量終於在9月22日大專生罷課、9月26晚重奪公民廣場後大爆發,引發一場大規模的公民抗命佔領行動。筆者相信,這群年輕參與者將會有屬於他們世代的身份認同──暫稱為「抗命世代」吧。

此時此刻,佔領行動大概已到強弩之末。或許年輕參與者會灰心,仿佛今次破天荒的大規模行動未能換取一點點實質的成果。可是筆者仍然樂觀,畢竟今次運動已經超出原先預期,亦將社會政治參與方式和強度的想像空間大為拓闊,尤其是公民抗命已經由一個抽象的概念,演變成為十多萬市民的實踐經驗。這場運動的意義已經不止於取得實際的政治成果,而在於喚起更多市民的參與和討論,讓爭取民主的運動持續下去。再過十年,甚至二十年,時間到底是站在「抗命世代」的一方。

老師簡介
盧日高老師

盧日高老師

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

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研究文學士及哲學碩士,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幹事,八十後;深信通識教育有助栽培明日公民;平日興趣是旅行、閱讀和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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