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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社會事件看社會制度:以新界東北發展計劃為例

2013-12-12 | 陳應聰老師

通識科跟社會學的一個共通點,就是都希望在每日的社會事件中看出背後的長期趨勢、社會結構。下文嘗試從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引起的爭議,分析一些香港社會的深層面貌。

 

其實新界東北新發展計劃已蘊藏多年,08年的政府諮詢文件建議在新界東北發展低密度住宅區,並提供土地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及配合珠三角發展,促進深圳香港兩地融合。

 

在諮詢初期,計劃未在社會上掀起廣泛爭議。但自去年中開始,愈來愈多市民反對發展計劃,質疑計劃官商勾結,旨在令該區囤地多年的大地產商牟取暴利,又指計劃只為配合內地發展,犧牲本港農業發展以至「戰略安全」。不少網民稱計劃是「割地賣港」,方便內地富豪往來中港兩地,是「雙非富豪城」、「深圳富豪後花園」。

 

從爭議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香港年輕一代與戰後嬰兒潮一代價值觀上的分歧,以及政治制度的問題。

 

香港年輕一代與戰後嬰兒潮一代價值觀上的分歧

自呂大樂教授的《四代香港人》面世後,坊間喜從世代論的角度理解社會運動及階級流動問題。事實上,在高鐵爭議中,一群示威者亦打正「80後反高鐵」的旗號。自04年囍帖街重建、保衛天星皇后的行動起,我們已見到年輕人的身影,並在之後多次規劃爭議中擔當日益重要的角色。

 

有評論指80後抗爭不獨是香港的現象。隨著經濟發展,在富裕社會中成長的新一代,較上一代容易培養出後物質主義的政治取向。相對於戰後嬰兒潮一代較重視「中環價值」、重視效率、經濟回報,新一代更重視社會公義、個人選擇自由、生態保育等較抽象的理念。這一點從他們以局外人的身份,為村民爭取「不遷不拆」、保護鄉郊生活、農業發展,而非更好的賠償、安置可以看到。

 

如果說戰後嬰兒潮一代在殖民地之下成長,欠缺在香港當家作主的意識,對城市規劃只從量化的經濟回報、行政程序理性的角度考慮,則新一代更多是視香港為安身立命之所,以主人翁的角度思考香港的未來。可能不同人對80後示威者的倡議有不同看法,但從他們籌辦導賞團介紹馬屎埔村歷史,學習農耕、倡議永續農業,不能否認他們更重視香港的歷史,提出了一套新的城市想像。如果再考慮近來興起於網上的「香港自治運動」、保衛香港文化,抗拒大陸化等現象,筆者認為這是香港脫離殖民地身份後十多年才開始的解殖過程:開始寫一套自己的香港故事,提出一套關於香港與其他地區關係、香港應何去何從的論述。姑勿論是否同意其論述,無可否認新一代並非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關於香港是「經濟城市」、「國際金融中心」、「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流論述,而是在建構一個除了金融貿易以外,還包括了庶民生活、自然生態、鄉郊農耕的其他可能性的香港故事。

 

香港政治:舊制度面對新訴求

新界東北發展爭議在梁振英政府上台後掀起廣泛關注,反映出香港所謂「諮詢式民主」難以在公民意識高漲的新形勢中,為政府提供足夠認受性。

 

新一代的後物質主義取向,常在公共議題中帶出價值觀上的爭論。就如新界東北問題不再是賠償金額、安置、業權、成本效益等技術問題,而是經濟效益與社區文化、城市發展與鄉郊生活的對立,是價值觀、生活方式的取捨。而這些問題都不是諮詢制度可以處理的,甚至諮詢制度本身也成為問題之一:反對者爭取由下而上的規劃民主化,爭議成為了政治制度的問題。

 

在港英時代,殖民地政府透過「行政吸納政治」將社會各界具影響力的精英吸納入政府領導層中,借助他們的威望為殖民地政權提供認受性。後來政府更進一步建立起各式各樣的諮詢組織,令政府對民情更敏感之餘,亦減少了建制外的反對聲音。這種「諮詢式民主」的制度取代了代議民主的授權(mandate)功能,諮詢委員會成員成為了民意代表,但另一後果是公共議題都必須在諮詢過程中被約化為行政層面的技術問題,否則價值觀上的取捨難以由官僚和專家代替民眾決定。因此質疑既有框框的新一代,自然非諮詢制度可以「吸納」的。

 

另外,自從引入代議制度,議會的民主化及政黨的發展令諮詢制度愈來愈難以維持:一方面建制外的民意代表愈來愈有影響力,另一方面建制裡的專家、社會賢達愈來愈難以自稱代表民意。而後者在金融風暴後貧富懸殊、仇富心理出現的社會中更為明顯。

 

一方面,舊制度難以在新出現的社會訴求之間建立共識;另一方面,中央對香港政治的介入進一步拖舊制度的後腿。

 

香港人一向對中共心存恐懼。一國兩制的承諾及代議政制被香港人視為保護香港免受中國政治干預的屏障。然而,自03年七一遊行五十萬人上街之後,中央加強介入香港事務,甚至出現中聯辦是第二管治團隊的說法。如去年的特首選舉,建制陣營內訌,國務委員劉延東在深圳紫荊山莊接見選委、梁振英在當選翌日到中聯辦「謝票」,種種事件都令香港人憂慮中共在政治上操控特區政府。因此自梁振英被質疑是共產黨員、國民教育被傳為梁振英的政治任務之後,東北發展隨即被認為是中共聯同特區政府的又一陰謀:要將香港與大陸同化,犧牲香港以配合大陸利益。一言以蔽之,就是香港人不再視特區政府為香港人的代表,而恰恰相反,是中共在香港的代理人、傀儡。

 

當一方面諮詢制度已經無力應付日趨政治化的社會時,高度自治的消亡更進一步削弱政治制度的效能。

 

也許歸根究底,一切都是政治制度的問題:到底應否、如何發展新界東北?到底應否開發郊野公園?到底我們需要更多抑或更少自由行?一切問題,都需要社會來一次大辯論:特首普選──來一次政綱對決,全民一起討論、決定香港應何去何從,用選票重新賦予政府認受性;筆者認為這起碼是解決問題的第一步。否則在政治制度無力滿足社會期望的情況下,類似新界東北爭議的「官商勾結」、「出賣港人」指控只會不斷重演。

 

老師簡介
陳應聰老師

陳應聰老師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現職中學通識科教師

嶺南社會科學系畢業,中大社會學碩士。現職高中通識科教師,曾任教會考綜合人文科。

由於熱愛社會學,相信社會制度存在於每個人的一言一行當中,因此選擇任教通識科,希望喚醒同學對自己身處社會的一份責任感。一直認為Liberal Studies真正的意思是「解放的教育」,期望同學能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求學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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