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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後,特首問責制度的可能轉變

2012-03-28 | 洪昭隆老師

前言

上文跟大家提到現時問責制度中,中央對特首與主要官員有實質的任免和問責權力。但是基本法關於特首對香港特區負責的一項,和主要官員向議會和市民問責的制度仍未確立。在經歷過今次325特首選舉後,筆者相信選舉氣氛喚起了市民對選舉行政長官的關注,並對2017年可以「一人一票選特首」,有所期待。既然2012大局已定,本文將以較前瞻的角度,推論在2017年有特首普選的情況下,行政長官的問責制度,有可能出現的轉變。

 

問責制度的可能轉變

在前文,筆者提出以下的簡圖,解釋現時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問責制度概況,當中可見欠缺了議會問責和市民的參與。

 

 

而假設在2017年可以全民普選行政長官之後,筆者預期對行政長官的問責,可能改以下圖的模式出現。我特別以紅色的箭咀加在新出現的問責關係上,即加入了行政長官直接向市民問責的部分。

 

 

在出現這個關係以後,即「有可能」出現實質上的「民主問責」,即「由民主選舉賦與行政長官的權力,並能夠透過民主機制使其向全民負責其決策之得失」。(註一)

 

實現市民參與問責,要過三關

不過,請留意筆者指出2017年以後出現「民主問責」只是「有可能」,實現的關卡並非在於市民的教育程度、或對政治冷感(事實上,以港大民意調查系統受襲和票站偏少,仍有二十二萬人參與無實際權力的民間投票一事可見,香港人對特首選舉的確有相當的關注),而是基本法本身的條文對實踐「民主問責」有所制約。

 

第一關是提名階段。按《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由一個具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問題就是在於這個「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是否具有民意的參與,對廣大市民(並非一小撮人)負責。假設中央將現在的選舉委員會延續(那怕是擴大選委人數),仍然是由少數特權人士代表大眾,所提名出來的行政長官,並不一定具有「民主問責」的元素。

 

第二關是提名的門檻。參考亞洲地區的經驗,台灣總統選舉只需要足夠的選民聯署即可以成為候選人。與本港計劃中相似的選舉委員會制度,可以參考新加坡的總統選舉。在當地,要成為總統候選人,報名者必須曾擔任過部長、大法官等公職至少三年,並須要獲得總統選委會鑒定為品格及聲譽良好者。如果將來的行政長官提名門檻在提名人數上或其它公職、經驗要求上加上關卡,就將反過來成為實踐民主的絆腳石。事實上,現在的候任特首梁先生並沒有對於維持低提名的門檻作出承諾。

 

第三關是行政長官上任後的問責實踐。前文已經指出,《基本法》第四十三條表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法例對於中央或議會如何任命或罷免行政長官有具體的條文,但對於特首如何(或應否)對市民作出問責,則含糊地以「香港特別行政區」一詞概括。那麼,會否基於2017年的選舉方式變動,加入行政長官對市民問責的機制,如罷免法、公投法等,將是下屆特首選舉最值得關注的地方。

 

結語

回歸上圖,就算是市民能夠過足上述的三關,也只是完成了對特首問責的一部分。市民對問責官員、立法會對首長、官員的問責制度還需要進一步的完善和確立。

香港的民主,還有漫漫長路。

 


註一:

新力量網絡(管治改革小組):〈向誰問責?如何問責?〉

 

 

老師簡介
洪昭隆老師

洪昭隆老師

天主教培聖中學

現職中學助理校長。喜愛的研究題目包括歷史教育、公民教育、環境教育及香港教育政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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