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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和文學有什麼分別?

2019-09-04 | 曾瑞明老師 歷史和文學有什麼分別?

在知識論(TOK, Theory of Knowledge)課堂中,我們會研究什麼是歷史。不少學生都頗接受這個流行的看法︰「歷史就是過去事實的收集。」


這看法有什麼問題呢?它忽略了歷史書寫牽涉詮釋、牽涉取材、牽涉誰寫歷史和誰有權力。還有以下一大堆問題︰什麼是過去的事?過去的事和現在、將來有什麼關係?歷史在不同時代有什麼不同?如果歷史科都有其歷史,一如所有學科都有歷史,那歷史豈不是所有學科的串連者?這些問題都可以在TOK討論的。所以,與其說歷史是「冇得拗」的,倒不如承認我們未知「有乜好拗」。像通識一樣,我們都要積極地令學生看到問題的複雜性,而非給他們一些似是而非的「定論」。


我在TOK課最愛問學生的問題是,歷史和文學有什麼分別?常識告訴我們歷史是真的,文學是假的、虛構的。但為何「歷史學家」司馬遷的《史記》,又會在中文系、文學系研讀呢?司馬遷怎可能知道鴻門宴讀劉邦、項羽的「真實對白」?如果真假交錯是可以接受的,金庸小說不也可被視為歷史?郭靖是虛構的,丘處機卻是真實的。歷史的人物就全都是真實的嗎?如果小說有真實的人,即使事件是假的,也可以接受?


其實,歷史被視為要真實的,也不是自古有之的。古希臘的希羅多德(Herodotus)寫了一本《歷史》,書寫希臘被波斯入侵國族的故事。雖然他有周遊各地搜集資料,但也採納了一些不可靠的說法。後世的人竟稱他為「謊言之父」,認為他的歷史只是故事而已。到了修昔底斯(Thucydides),就比較講究求真與敘事,他那記錄希臘內戰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就沒有因為自己是雅典人和戰爭參與者的身份受到左右,而能較公正地記錄戰爭對人性的損害。


到了啓蒙運動(Enlightenment),德國的歷史學家利奧波德·馮·蘭克(Leopold von Ranke)主張研究歷史必須基於客觀地搜集和研讀檔案資料,才如實地呈現歷史的原貌,這稱為「蘭克史學」,認為歷史乃是真實呈現具體的人事。


著重檔案、要公正、如實,成了我們對歷史應該怎樣的想像。


歷史也有其歷史,歷史的標準也在變化,意識到這變化對我們如何閱讀和理解一項材料很有幫助。


通識的資料回應題要我們「用」資料,卻甚少要我們思考和確定資料的性質,是故事?是史?是新聞?三者有沒有重疊?


另一個常見的成見,就是歷史只牽涉記憶(memory)。今天我們就算將飲食、行蹤、感受都放上面書,也不等於是在寫自己的歷史。那樣不加詮釋、選材或者刪減,「歷史」也不過是垃圾堆。


阿根廷作家波赫士(Borges)其一篇小說《莎士比亞的記憶》,設定了主角擁有莎士比亞的記憶,但卻不代表他能寫出莎士比亞的作品。歷史絕不是只是記憶,而是一個推論的過程。


在我們中國的史學傳統,卻往往著重道德判斷。孟子《滕文公下》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至於英國歷史學家特里維廉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說,歷史是科學研究、文學想像的混合。沒有科學研究求真的精神,不可;但沒有文學那種對人情事理的切身體會,亦不可。我曾說「離開文學去閱讀文學,或者我們更能明白文學應該做什麼,或有什麼責任。」一些文學的朋友說文學就是文學!


但TOK的訓練告訴我,學科之間不是沒有關係的。我們可以對科學研究提出倫理的考慮(當然,不一定次次都適當),相信科學家也很難說︰「你要道德,自己去讀倫理學吧」;又或者「科學就是科學」?


通識科要接觸各種不同書寫,甚至學生也正在進行書寫。如果能透過對歷史是什麼的研習來提升這方面的意識和反省,相信會比機械式答題操練,更有趣和更實用。


(他山之石‧八)

老師簡介
曾瑞明老師

曾瑞明老師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真道書院

八十後,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專研倫理學、政治哲學。現職通識教師,並與一群老師創辦教育工作關注組,推廣公民教育和豐富通識想像。作品散見於《明報月刊》、《明報》和《信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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